在全民目击之下，纪检部门的不作为甚至变相报复将很难实施。

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应当在法治行政原理指导下正确理解法律保留、法律优先和司法审查等问题。在整合执法主体的过程中，应当强调诚实信义原则，解决好授权和委托的制度安排，重视参与型行政、协治行政、协同治理或者社会治理的理念支撑。

正如实践中城管执法所遭遇的诸多尴尬所显示，行政执法阶段的合法性、合理性等正统性支持，除了受行政执法过程自身的阶段安排、手段选择和程序完备程度影响外，更根本地取决于行政执法的前提——相关法规范是否合法、合理及具有可操作性。来源：《检察日报》2014年1月29日，第7版围绕行政执法来理解法律保留原则，需要正确把握法律事项、法规事项、规章事项、其他规范性文件事项乃至处理具体事件过程中行政执法人员可以作出裁量判断和取舍的事项等。在整合执法主体的过程中，应当强调诚实信义原则，解决好授权和委托的制度安排，重视参与型行政、协治行政、协同治理或者社会治理的理念支撑。《决定》对行政执法规范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所以，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除了强调上述一般原则和特有原则外，更重要的是为行政执法的合法规范运营提供机制和制度保障，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流程化、程序化、制度化，成为各级各类行政执法的常态。来源：《检察日报》2014年1月29日，第7版。应当认识到，这类学者不在少数，往往更容易成为中国改革及其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批评，需要批评者，而不是中庸之道之人。尤其在社会转型期，只有批评，才可能获得社会平稳转型。这类群体正是我国所需要的社会精英。根据邹文观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科学界的学者队伍大体上分成两种类型：一是激进批判的现实主义者。

人性恶的一面决定了不能过分苛求个人责任，包括笔者在内的每一个人都不能占据道德至高点，关键要从社会体制环境考虑。笔者以为，邹文关于勿做激进批判的现实主义者的观点本身是正确的，也是笔者认同的。

千万不能因为他们的批评，而打压他们，否则便是制造社会矛盾和人为树立敌人。没有批评，就没有社会进步。通过改革和体制创新，赋予学者更好的生长环境，从而在宽容歧见中获得社会共识，逐渐形成社会主流价值观，减少或避免社会撕裂、族群对立和民粹暴政等社会冲突消极现象。学者的使命不是满足现状，也不是否定一切，而在于不断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良方，从而为社会提供精神食粮。

这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和职业分工，也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及其价值所在。《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于2007年10月8日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邹东涛先生的文章（以下简称邹文），并被《报刊文摘》于2007年10月15日摘录，文章提出了勿做激进批判的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在批评现实的同时，也能充分认识到，基于民族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封建专制社会和威权政治的历史惯性和历史欠账等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问题更为复杂化。从历史来看，不管鲁讯是否是激进批判的现实主义者，虽然一个国家不需要人人都是鲁讯，但需要有对社会挑刺的诸如鲁讯般的人物，从而产生以私权利对抗公权力的功效，以达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目的。

这类学者又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由于自身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缺乏，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国情，也没有真正透视出中国的深层次问题及其症结所在。但笔者认为，邹文的观点还有待于进一步商榷。

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发达国家均是在公开、透明的批评与争论中得以成长。三是利益图谋的机会主义者。

但民主法治社会需要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对待他们，不可采取炮轰司令部的做法，否则更容易让他们走入极端美国政府后来撤销起诉，最高法院也收回了判决意见。何种经验？是关乎国族千百年发展的故事，其中有无数自由的探索未被发现，有无数自由的生命未被辨识。其中，最为后人看重的是关于思想与言论自由的异见。  友人从海外寄来霍姆斯大法官的文集，这让我想起以前我投考法律系时他的嘲弄：法律，在更加熟悉官僚专权的人群中，领会精神、执行命令而已，饭碗而已，值得作为精神志业来从事？可巧，文集中特意用红笔勾出的卡多佐大法官的导言，劈头也提出了这个让一切胸怀大志的年轻人关心的问题。霍姆斯尤其指出，时间曾颠覆过众多水火不容的信念，是非只是一时一地的是非。

但这些异议大多被后来人接受，成为影响深远的法律原则，他因此也被看成伟大的异见人士。多数法官遵循霍姆斯前例，认为这些人已经表现出清晰而即刻的危害，认可了判决。

正因为认识到这点，人类才坚信：只有思想的自由交流，才能达成最终的善。十月革命后，有不少俄国社会主义者来到美国，宣扬苏维埃革命，抗议美国军事干预苏俄。

将自由与正义还给祖国，因此当然是并仍将一直是让人跃跃欲试的伟业。不久，有人因散发传单，号召大罢工，抵制美国干预，被判重刑。

检验真理的最佳方法是让思想通过市场竞争获取承认，这是真理获得安全感的惟一基础。若要以这种法律建构国家，也一定要以保障国民的自由探索为旨归。霍姆斯的名言是，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换言之，法律人和法律国，是一种独特的公民品质和国家品质。

因此，在从总体上认识最高法院消极性的同时，也得认识这一主权在某些关键场合的重大异议。霍姆斯强烈反对，认为公民的言论自由不能被这部法律取消，并暗示将公开自己的不同意见。

美国政府为镇压同情革命者和反战人士，在《间谍法》的基础上，于1918年颁布《煽动叛乱法》，将批评政府和反战入罪。  出处:财新《新世纪》2013年第49期 进入专题： 法律人 。

霍姆斯以此表征了一种新型法律人和新型法律思维方式的成熟。卡多佐认为，所有人都应该从霍姆斯的人格和事业中，读出肯定答案。

问题的深邃和视野的纵深，决定了法律人志趣的品质。法律，作为这样一种生活景观的语言和体现，目的不是通过奖惩将现在的道德注入空白的个体，让每个人做意料之中的好孩子，而是通过一视同仁的规则，为每个人提供公平的机会，使他在避免伤害别人的同时，活出独一无二的自己。这里的法律当然值得最智慧的头脑生死以之，因为它联系着人之为人的特质，也指向符合人之本性的政治共同体。随后，在首席大法官的要求下，霍姆斯围绕三个类似案件，连写三篇法院一致意见指出：纯粹以语言方式表现出来的意图，只有在下述情形下方可被起诉：这种语言表述，在它被表达的情境中，表现出‘清晰而即刻的、被法律明文禁止的危险，否则不能定罪。

研究美国最高法院史的人大多承认，消极的最高法院最能发挥作用，主动参与国内政治论争的则往往进退失据。也因此，法学所需要的智力类型，不是数学或逻辑学的分支，而是有自身的特质。

从1902年开始，他任大法官前后30年，提供法律意见1400次，其中72次与多数大法官的意见不同。主要针对传统的欧陆法律观念，霍姆斯主张，人的生活，不是作为无足轻重的元素被带入某个已经被证明的方程式，得出古已有之的命定结果，而是作为充满奥妙的未知存在，走向任谁也无法预见的或惊或喜的境地。

如要概括这种新型法律人的灵魂类型，只有自由。没有了自由与正义，祖国什么都不是。